李格非（生卒年不详），字文叔，齐州章丘（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北宋文学家，女词人李清照之父。

李格非早年用意经学。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及第。元祐中为太学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立局编类元佑诸臣章疏，召李格非为检讨，李格非拒不就职，因而得罪，被外放为广信军通判。后历任校书郎、著作佐郎、提点东京刑狱等官。后被视为元祐党人而罢官。 卒年不详，享年六十一岁。

李格非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并列，称为“苏门后四学士”。 其工词章，文章精练有笔力，主张为文须有真情实感。 尹穑评价其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 其一生著作颇丰，但文集久佚，《全宋诗》辑其诗九首，零句二，《全宋文》收其文一卷。

全名：李格非

字：文叔

所处时代：北宋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

主要作品：《洛阳名园记》等

早年经历

李格非幼年时非常俊逸机敏。当时有司以诗赋取士，李格非却在经学上下功夫，写的《礼记说》有数十万字。

熙宁九年（1076年），李格非进士及第。 调冀州司户参军，试任学官，任郓州教授。太守因为他贫寒，想让他兼任别职，李格非推辞没有接受。

为官太学

元丰八年（1085年）九月十三日，李格非为已故同乡、家住明水以西廉家坡村的齐鲁隐士廉复撰写《廉先生序》一文。 约在同年，李格非入京，补官为太学录。

约在元祐三年（1088年）或四年（1089年），李格非升任太学正。 在东京经衢之西租宅，堂名“有竹”。

元祐六年（1091年），李格非升任太学博士，后入馆阁校对黄本书籍。 约在这年六月到八月间，李格非因文章受知于苏轼。 苏轼对李格非的文章十分赏识，即收在门下。苏轼门下原有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被称为“苏门四学士”，李格非又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同在馆职，被称为“苏门后四学士”。 十月，宋哲宗幸太学。李格非奉命撰文记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始末。

元祐七年（1092年） 正月十四日，李格非撰《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诗》碑文成。 约在同年，李格非升任礼部员外郎。

宦海沉浮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为相，立局编类元佑诸臣章疏，召李格非为检讨，李格非拒不就职，因而得罪，被外放为广信军（今河北徐水遂城西）通判。在任期间，清正爱民，惩治奸邪。

绍圣二年（1095年），李格非召为校书郎、著作佐郎。同年，撰成他的传世名文《洛阳名园记》。

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十五日，张耒被罢去黄州通判职务。罢官后，张耒率儿子张秬与潘仲达同游匡山，路过樊口，李格非驾小舟相送，经巴河至灵岩寺，游览孙权刑马坛，并与张耒、潘仲达二人于寺中饮酒赋诗。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格非任提点京东刑狱，负责社会治安。

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内排挤元祐旧臣。李格非因名列“元祐党”，被罢官。根据元祐党人“不得与在京差遣”的规定，李格非只得携家眷返回明水原籍。

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朝廷大赦天下，解除一切党人之禁，也包括元祐党人。李格非与吕希哲、晁补之等一同被授予监庙差遣之职，但禁止到京师及附近州县任职。“监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空头职衔，故此后李格非仍在原籍居住。

晚年生活

晚年，李格非曾在知州梁彦深的陪同下，游于历山东侧佛慧山下的甘露泉，并镌文于秋棠池旁的石壁上。

李格非的卒年不详，《宋史·李格非传》仅记载其得年六十一岁。

文学思想

李格非以善论文知名当时。他也在著述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文学审美倾向。综合来说，其文学思想有如下两点：

一、为文以诚

李格非提出“诚著”二字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其中他推崇两点：

1.艺术表现上：要皆沛然从肺腑中流出，自然无斧凿痕。

李格非提倡作文时要“笔力不少滞”，感情汹涌澎湃迅速推进时，就让它自然发展下去；而一旦不得不收敛时，就让它断然停止。思想感情的变化，随着客观事物的不同而产生、发展以至于终结。换句话说就是追求作文时自然流畅，随物赋形，遵循客观事物本来的面貌做出具体生动的描写。这与苏轼的创作追求“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本质上是一致的。李格非论文亦提倡随物赋形，意到言到，并形成了自己较为系统的文学理论。“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指出只有以真诚的感情表达真实的内容，才能毫无障碍，沛然流出；而文章也只有沛然流出，未经雕琢，才能自然无斧凿痕；作文自然无斧凿痕，浑然天成，才具有了艺术表现上的“其意超迈如此”的较高境界。

2.感情上：崇尚“诗史”，提倡诚实著见。

其实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创作情感重要性的表述。李白更是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自觉地实践了诗歌的“天真”和“自然气”。李格非亦认同这种主情观，特别强调“诚”一一真实的感情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诚实著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字字如肺肝出”。诗歌是主情的文学形式，感情是诗的生命，它必须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他认为任何“诚不著”，无真实感情的文章，都不可能有感人的力量，故“不能工”。用现代文论话语来说就是“真实的感情是艺术的生命”。而他鉴赏古人的作品，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标准，在晋代人的诗文中他最推崇刘伶的《酒德颂》和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因为这两位都真情真性，他们都敢于在自己的作品里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李格非的文风和生活态度与他们有相通之处。他欣赏杜甫文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亦是因为“其大过人诚实耳，诚实著见，学者多不晓”。

二、为文以横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载李格非“杂书”两篇，其二论文章之横：

余尝与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唯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近得眉山《筼筜谷记》《经藏记》，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横乃其自得，而离俗绝畦径间者，故众人不得不疑，则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

李格非所谓的“横”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直行曲施，逆见错出，具有“举世莫能当”的霸气，就如孟子言道、项羽用兵一样，有一种他人所不可企及的气势。二是自得离俗、绝畦径间，使众人不得不疑。在自己的创作中，李格非积极地实践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在李格非的眼里，孟子、左丘明、韩愈、李白、苏轼的诗文即是历代“横”文章之代表。那么如何横呢？他提出了三种途径：自得、离俗、绝畦径，简言之就是要创新。自得，就要有自己的看法；离俗、绝畦径，就要不循规摹拟，要有新意，以至于众人不得不疑。用现代文论来表达就是“没有创造性的作品便没有了生命力”。孟子言道感情充沛，滔滔不绝，气势磅礴，李格非感到横；项羽用兵疾如闪电，敢于行险，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使敌人转眼间灰飞烟灭，李格非感到横；李白诗歌中充溢着自由磊落、狂放任性的个性，法天贵地不拘于俗的洒脱，一气奔腾、卷舒自如的气势，李格非认为其“横”；左丘明辞令纵横恣肆，酣畅淋漓，笔带锋芒，妙喻连篇，富有鼓动性，具有雄辩的说服力，在李格非看来也莫不是横。

李格非在其名篇《书战国策后》中，也表现了他对“横”、对文辞的看重。文章说“《战国策》所载，大抵皆纵横裨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向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在他看来《战国策》所载之事是“浅陋不足道”的，但由于其“文辞之胜”，人们往往“向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他称赞《战国策》对那些难以说清楚的“微妙难知之情”，“虽辨士抵掌而论之，犹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过一二言语，未必及而意已隐然见乎其中矣”。他认为，夏商周“文物大备”，幽、厉以后，周道“大坏”，但文章仍值得推崇。最后，对于《战国策》文辞的“舛错不可疾读”，李格非认为“意天下之于至宝，常不欲使人易得”。其对《战国策》行文气势之“横”的赞美，对《战国策》文辞“恣肆辩丽”风格的推崇之盛由此可知。

诗文特色

李格非才思敏捷，文笔酣畅，可惜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极为有限。就现存李格非诗文遗篇来看，其诗文写作有相通之处。如都有浓厚的忧患意识，都善议论等等，这与作者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关系，其诗文创作是对其文学观一定程度的实践。

李格非诗歌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诗形趋于散化

1.适当运用助词，增加诗句的跌宕摇曳之致，给人以古朴重拙之感。如《试院》“斗暄成小疾，亦稍败吾勤。定是朱衣吏，乘时欲舞文”；《初至象郡》“吾迁桂岭外，仰亦见斗极”两句中，都运用了助词“亦”连接语句，给诗句注入散文句法，增强了诗歌的感唱语气，深化其吟唱之趣。

2.有意插入与诗歌句法的习惯节拍不同的散文句法，出现了骈对中一气贯注、顺流而下的句式。如《初至象郡》中的“儿呼翁可归，恐我意惨戚”“妙药只眼前，乞汝保无恙”两句，前后诗句一应而出，共同构建一个完整意义，打破传统的骈对句式，诗文自然畅达，给人以流畅之感。

二、诗风平易通俗，风格晓畅

如其《初至象郡》“居近城南楼，步月时散策。小市早收灯，空山晚吹笛。儿呼翁可归，恐我意惨戚。从来坚道念，老去倦形役。天其卒相予，休以南荒谪。宴坐及此时，聊观鼻端白”，残句“鲁直今已矣，平生作小诗”等，都写的通俗易懂，如絮家常，生活意味较浓。

三、语言典雅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用典多。李格非诗歌中用典较多，而典故本身又具有一定的文化积淀和特定内涵，使其语言有典雅精炼之感，但并不显得晦涩难懂。如“心知禹分土，未尽舜所涉”，此句中作者运用了禹分九州、舜帝南巡的典故，不仅言简意赅地表达出所写内容，语言典雅，而且由于所用典故为大家所熟识，语句通俗易懂。再如“闽中要常衮，剑外需文翁”，诗人枚举常衮、文翁两位历史贤人，形象地表达了期望能有如他们一样的贤人广兴文教的美好愿望，语言简洁典雅。

②理语和禅语入诗。如《初至象郡》中“手捉而喙饮，嗜欲南北通”两句，指出虽然地域上有南北之分，但人们对感官享受的追求都是一样的，充满哲理的诗句使其诗歌显出文人化气息。而“退院僧”“养黄婆”“鼻端白”等禅语的运用，也使诗歌语言较文雅。

③借代手法的运用。如《驾幸太学倡和》一诗中，“十二章”本指古代天子之服上绘绣的十二种图象，这里代指天子。《试院》中“朱衣吏”本是古代贵戚、大臣外出的前导之吏，这里代指作者自己。借代的运用亦使其诗歌语言凝练文雅。

就现存李格非诗而言，其诗歌多语意淡泊，真实感情的流露并不多，应制诗如《驾幸太学倡和》“日月天回十二章，诏移清跸幸胶庠。六龙稳转桥门曲，多士横穿锦仗行”歌功颂德，艺术价值有限，盖李格非出于职务的需要，出于应付而作。日常生活所作之诗亦感情淡泊，语意平平，少有诗味。其中，较出色者有《绝句》“步履江村雾雨寒，竹间门巷系黄团。犹嫌肮脏惊鱼鸟，父老相呼拥道看。”全诗写得流畅自然，充满生活情趣。另一首《过临淄》亦写得较好“击鼓吹竽七百年，临淄城阙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当时九府钱”。临淄虽然城阙依然，但当年击鼓吹竽的繁华场面已经看不到了，通过对齐国古都的吟咏，充满沧桑之感。王士祯称此诗“颇可诵”，刘克庄说他的文章“文高雅条鬯，有意味，在晁、秦之上”，当是指全部诗文而言。说他“在晁、秦之上”，“自太史公之一人而已”，恐有过誉，但总体而言，其诗歌算得上“高雅条鬯”。

散文特点

李格非散文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浓厚的忧患意识

以其名著《洛阳名园记》为例，此文并不是单纯地写景记事，文中还寓有兴亡之感、讽谕之旨。目睹眼前的美丽园林，作者感受到的不是游园的愉悦，而是对国家对朝廷深深的忧虑。他在《书洛阳名园记后》中说“园囿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乎园囿之兴废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余岂徒然哉！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作者以小见大，借唐讽宋，由园林的兴废联想到洛阳的兴衰，由洛阳的兴衰又联想到国家的兴亡，对当政者的腐败提出了强烈的忠告，指出朝廷如不改变现状，则国家必“唐之末路是矣”，其对衰微国势的深刻忧虑和清醒认识令人敬佩。李格非的另一篇文章《书战国策后》亦有一股忧患意识。该文的主题虽然是评论褒赞《战国策》的语言文风，但在赞美《战国策》“不过一二言语，未必及而意已隐然见乎其中矣”的同时，也流露出了作者对“使秦汉而后，复有为是说者，必无能载之者矣”的忧虑。《战国策》那雄辩的文风，纵横恣肆的语言风格让作者向往不已，相比之下，当代此类的文章似乎太少了。因此《战国策》成了作者心中“舛错不可疾读”的“天下至宝”。

二、尚理趣，借小事隐喻生活哲理，发表议论。

在《破墨癖说》中，对“客”以贮墨为癖，并“其制为璧、为丸、为手握，凡十余种，一一以锦囊之”的做法，作者颇不以为然，逐条反驳了“客”吹嘘李廷珪墨的各种论据。最后作者感慨道“今墨之用在书，苟有用于书与凡墨无异，则亦凡墨而已焉，乌在所宝者？磋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实用而眩于虚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祸败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于墨”。作者从“破墨癖”这件小事引发出一个发人深省的大道理：到底是讲实用还是图虚名最后再进一层，将图虚名的危害提高到“天下寒弱祸败之所由”的高度，以小见大，发人深省。《洛阳名园记》亦是如此，小题出大论，“意有含蓄，事存鉴戒”，这正是此文备受推崇的原因。

三、叙述简而有法，语言雅洁，语汇宏博，体现出学养深厚的特点。

语汇宏博，知识性强。如《洛阳名园记》，其中记洛阳名园19处，记述了名园的历史变迁、景物形胜、亭榭布置、花木种类，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古至今，记述翔实，面面俱到，读之使人有一种获得知识的满足感。语言简洁生动，富于文采。写丛春园：“天津桥者，叠石为之，直力滀其怒，而纳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与水争，喷薄成霜雪，声闻数十里”。把丛春园的美景描写得形象逼真，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再以《左马班范韩之才论》为例。文中，李格非以形象的比喻比较了左丘明与司马迁、司马迁与班固、班固与范晔、范晔与韩愈的不同特点，左、马相较，司马迁如“丽倡黠妇”，而左丘明如不肯一笑的“绝代之女”；马、班相较，司马迁是“纵辔一骋，千里即至”的“腰袤之马”，而班固则是服重不休的“韩、魏之壮马”；班、范相较，班固“不动声色”而“境内晏如”，范晔则“勤师劳政”，“仅足为治”；范、韩相较，范晔如“奕世公卿不学无术之子弟”，而韩愈则是“儒生崛起于蓬草之下，《诗》《书》传记，锵锵常欲鸣于齿颊间”。全文言简意赅，生动形象，在比较中彰显不同人物的不同特点，人物形象惟妙惟肖。

四、直抒胸臆，笔意超迈，体现出“横”的特点。

《书战国策后》即是其“横”文章之代表，全文引经据典，酣畅淋漓，说明了“文以气为主”、文辞之盛的重要性。全文纵横恣肆，洒脱豪迈，沛然有气势。《书洛阳名园记后》亦体现了“横”的特点，文中李格非直抒胸臆，指出洛阳园林正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征兆：“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余岂徒然哉！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作者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清楚：如果朝廷不改变现状，励精图治，那么等待我们的必然是“唐之末路是矣”的结果，对朝廷的腐败提出了强烈的忠告。文章层层深入，一气贯注，结尾警钟长鸣，直抒胸臆，表现了作者行文的凌厉气势。

南宋刘克庄：文高雅条鬯，有意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然亦多佳篇。（《后村诗话》续集卷三）

南宋楼昉：（《洛阳名园记》）不过二百字，而其中该括无限盛衰治乱之变，意有含蓄，事存鉴戒，读之令人感叹。（《崇古文诀》卷三二）

南宋韩淲：李格非文叔、廖正一明略、李禧膺仲、董荣武子，号“后四学士”。（《涧泉日记》卷上）

南宋尹穑：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

宋代张邦基：李格非文叔皆为《历下水记》，叙述甚详，文体有法。（《墨庄漫录·卷四》）

北宋释惠洪：格非善论文章。（《冷斋夜话·卷三》）

南宋邵博：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阳名园记》，读之至流涕，文叔出东坡之门，其文亦可观，如论“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其知言哉。（《闻见后录·卷二十四》）

元代脱脱等：①其幼时，俊警异甚。②格非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宋史》）

李格非著作颇丰。《宋史·艺文志》载李格非有《礼记经义》十六卷、《史传辨志》五卷、《洛阳名园记》一卷、《永洛城记》一卷。《遂书堂书目》谓有《李格非集》，刘克庄《后村诗话》谓李格非有诗文集四十五卷，韩淲《涧泉日记》卷上载有《济北集》，三者可能一书而异名，只可惜各书皆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言其“集不传，馆中亦无有，惟锡山尤氏（文）有之。《皇朝文鉴》仅存此跋（指《书洛阳名园记后》），盖亦未尝见其全集也”。尤氏所藏本，疑即韩淲所说的《济北集》。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三称李格非有“诗文四十五卷”，当是《济北集》的卷数。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五录《李格非集》四十五卷，盖即据《后村诗话》。李格非文集久佚，《全宋诗》辑其诗九首，零句二，《全宋文》卷二七九二收其文一卷。其现存遗文、断篇及书目可知者尚有《洛阳名园记》《书洛阳名园记后》《隐士廉复墓碑序》《书战国策后》《幸太学君臣赋诗序》《题韩致尧十一帖》 《左马班范韩之才论》《破墨癖说》《论文章之横》《李格非论文章》《题名》《资忠崇庆禅院劝请大师疏》。

（以上参考资料）

里籍争议

关于李格非的里籍问题，学术界素有争议。

《宋史·卷四四四》和《东都事略·卷一百六十》都说他是济南人。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却据清初诗人田雯《古欢堂集》中的《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一诗得出李清照“居历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的结论。《山东通志·卷三十四》《疆域志第三·古迹一》亦采用了此说。1956年济南趵突泉的东北侧修建了“李清照纪念堂”，郭沫若遂题词曰“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此后，柳絮泉说俨然成为定论，然其中却不无疑窦。王仲闻就曾针对田雯、俞正燮和《山东通志》的历城说提出质疑。

20世纪80年代，山东济南市博物馆于中航根据李清照一生行踪，考察章丘县明水镇西三华里的廉坡村时，发现了李格非所撰的《廉先生序》石刻，指出李格非故乡当在章丘县明水镇。褚斌杰、孙崇恩、荣宪宾的《李清照里籍考》亦持此说，认为称李清照为历城人或肯定其出生在历城，都是没有可靠根据的。陈祖美在《李清照评传》中极为详细地考证了明水说。提出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有人对李格非父女里籍为历城的说法有所质疑，并径称其为“章城”人。于中航、陈祖美、诸葛忆兵等均认为后人把原籍章丘的李格非，通称为“济南人”是可以的，此说就其郡府而言是对的。但把他的故居定为历城柳絮泉，却不免有附会的成分。

然而对于“章丘说”，学术界依然存在着疑问。徐北文发表《李清照原籍考》，对《廉先生序》碑文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徐北文认为，即使《廉先生序》碑真实可靠，也不能证明李格非里籍在章丘，他认为李格非应是济南历城人。

邓红梅则在《李清照里籍考证中的新问题——兼与徐北文先生商榷》一文中驳斥了徐北文的说法，认为李格非确是章丘人。侯波的《李清照原籍章丘补证》中亦逐条分析论证，认为“章丘说”真实可信。

而孔凡礼据宋代毕仲游的《西台集·策问》文体原注则提出了另一种研究李格非籍贯的线索：“熙宁中，兖州类试（乡试），中选者解头晁补之、晁端礼、晁端智、晁损之、李昭玘、李格非、李罕”，“传谓格非为济南人，不知何以参加兖州类试。以济南属京东东路，类试应在青州参加。疑格非之祖籍或在兖州及其所属，前人尚未有研究及此者，当考”。

妻子争议

《宋史·李格非传》说李格非“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女清照”。后来许多人都沿用《宋史》的说法，称李清照之母为王拱辰孙女。王仲闻首次据庄绰《鸡肋编》云“清照之母，为王准（王珪父亲）之孙女，非王拱辰孙女”，“庄绰与清照同时，且所云秦桧与孟忠厚为僚婿，与史实合，疑庄绰所言为是。”

庄绰在《鸡肋编》卷中的一段记载非常引人注意：“岐国公王珪……又汉国公准子四房，孙婿九人，余中、马玿、李格非、闾丘吁、郑居中、许光疑、张焘、高旦、邓洵仁皆登科。”对此，王仲闻在《李清照集校注》提出了“以《鸡肋编》与《宋史》较之，后附录的《李清照事迹编年》中似《鸡肋编》仍较可信也”的结论。

而据《王珪神道碑》记载：“女，长适郓州教授李格非，早卒。”这证明了王仲闻对李清照母亲是王准孙女的推断。1976年3月出土于河南伊川窑底村之王拱辰及其两位夫人墓志铭中薛氏墓志铭进一步证明了此推断的正确性，文曰：“孙女三人，长适左奉议郎、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李格非”。2001年山东省济南市出土的由李格非撰写的《贺仅墓志》之碑，文末署名“左奉议郎、校对秘书省本书籍李格非撰”。这与碑文所刻的李格非曾任左奉议郎完全相符。

陈祖美《李清照评传》中亦采用此说，且在其《对李清照身世的再认识》一文中进一步断定：“王准孙女是他的前妻，前妻早卒后，又娶王拱辰孙女为继室。”陈祖美又继续推断：李格非在前妻去世后，曾鳏居七八年之久，李清照为其前妻所生，父亲在京师为官，李清照一直寄养在原籍。徐培均、诸葛忆兵亦认同“李格非先娶王准孙女，早卒，再娶王拱辰孙女”的说法，但诸葛忆兵认为“李格非曾鳏居七八年之说没有任何史料证据”。

关于李格非的生平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列传第二百三》

1981年电影《李清照》，智一桐饰演李格非

1988年电视剧《李清照》，司马华龙饰演李格非

2007年电视剧《清风明月佳人》，沈保平饰演李格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