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年—1630年5月11日），字涵璞，生于德国康斯坦茨，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618年4月16日，随金尼阁在里斯本启程赴东方。1619年7月22日抵达澳门。同行的传教士还有汤若望、罗雅谷、傅泛际。1621年到杭州传教。1623年到达北京。1629年，经徐光启推荐在历局任职，1630年病逝于北京，享年55岁。埋葬在北京滕公栅栏。著有《远西奇器图说》。他第一个把天文望远镜带进中国。他还是伽利略的朋友。

中文名：邓玉函

外文名：约翰·施雷克（Johann Schreck）

国籍： 神圣罗马帝国（今属德国）

民族：日耳曼

出生日期：1576年

逝世日期：1630年5月11日，中国京师

毕业院校：帕多瓦大学

职业：传教士、医生、科学家

主要成就：猞猁科学院吸收为第七位院士著有《远西奇器图说》

出生地：神圣罗马帝国，康斯坦茨

信仰：天主教

代表作品：《远西奇器图说》

其他信息：第一个把天文望远镜带进中国的人

字涵璞。瑞士传教士。1576年生于德国康斯坦茨（今属瑞士）；1630年5月11日卒于中国北京。天文学家、医学家、力学家、机械学家。他先入纽伦堡(Nürnberg) 附近的阿尔特道夫(Altdorf) 大学学医，后就读于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此时就与伽里略相识。1611 年，由于邓玉函在医学、天文学、植物学等领域学识卓著，被由贵族费特里考·欠席( Federico Cesi)创建的猞猁科学院吸收为第七位院士， 此举仅略晚于伽里略几天。该荣誉“为当时第一流科学家方能获得的殊荣。”可见，邓玉函的学术造诣非同一般。

邓玉函墓碑

为了向教廷和耶稣会报告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情况，并请求准许用中文举行弥撒和翻译《圣经》等书，以得到教会更有力的支援，金尼阁（N.Trigault）奉命于1613年初由华返欧，1614年底抵达罗马。金尼阁在罗马期间完成了他著名的拉丁文著作，此外还游历了意、法、德、比等国，募集捐款和赠给来华传教士和中国朝廷的大批精美礼品和图书。当时，邓玉函以医学家和数学家的身份随行，协助金尼阁募书。

1618年4月16日邓玉函随金尼阁在里斯本登舟，启程东渡。同行赴中国传教的共有22位传教士，但仅有8人先后到达中国，其中有邓玉函、汤若望（J.A.S.vonBell）、罗雅谷（G.Rho）等。来华途中，传教士们每日下午有例行的学术活动，每周二、五下午邓玉函作数学讲演。邓玉函还与汤若望等一起观察天象、风向、海流及磁针指向，确定航船的位置及由船上所见的海岸和岛屿的位置，并将研究结果报告欧洲学术界。1619年7月22日，金尼阁携7000余部欧洲图书等物与邓玉函等人抵达澳门。

邓玉函因病在澳门住了一年多。在此期间他曾行医，并曾解剖日本某神父的尸体，这是西方医学家在中国所作的最早的病理解剖。

1621年，邓玉函先到嘉定学习汉语，后来到杭州传教。在杭州期间，曾住李之藻家，撰译成《泰西人身说概》2卷。1626年冬由邓玉函口授、王徵笔述，译成《远西奇器图说录最》3卷，该书次年在北京刊行。

科学贡献

邓玉函之博学，不久即名声遐迩。当时，徐光启正奉诏修治历法，在北京宣武门天主堂东首善书院，设历局治历，参加者还有李之藻、李天经等。经徐光启奏请，1629年9月朝廷诏邓玉函及龙华民（N.Longobardi）协助修历。邓玉函即参加《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潜心治历。可惜未及编成，第二年他就因病逝世了。

邓玉函与同时代的欧洲科学家交往颇多，伽利略、J.开普勒（Kepler）等都是他的挚友。在欧洲时，他为来华作准备，非常希望知道当时欧洲的科学新成就，特别是了解伽利略推算日月食的新方法，因该方法比第谷（Tycho Brahe）的方法更精确，邓玉函打算比较这两种推算方法的准确性究竟相差多少。在金尼阁返欧期间，邓玉函与他曾多次会晤开普勒。来华之后，邓玉函仍常写信给他的朋友，提及希望能寄来开普勒、伽利略的著作之事。但是邓玉函未能从伽利略处获得帮助；开普勒在1630年1月发来的短简中则决定协助他。可是不久，邓玉函就与世长辞了。

学术涉猎

邓玉函在华仅短短9年的时间，然而他涉及的领域却是多方面的。邓玉函对博物学素有研究，他在灵采研究院时，曾诠释考订了一本记述墨西哥动植矿物的药物学名著。在来华航行途经卧亚、榜葛剌、满剌加、苏门答剌及安南南圻沿岸、澳门与中国沿海时，每到一处，邓玉函必采集异种动物、植物、矿石、鱼类、爬虫、昆虫等标本，绘制其图形，悉心研究。详为叙述。他还研究各地的气候人物。来华之后，亦行之不辍。后草成书两册（Plinius Indicus），其中包括他对中国本草的部分研究。

在来中国之前，邓玉函曾与友人一起对西班牙医学家、植物学家弗朗西斯科·赫拿代斯撰写的墨西哥植物大百科进行了多次修改，并付梓刊印。1611 年，邓玉函拒绝当时许多宫廷贵族提供给他的待遇优厚的邀请，申请加入耶稣会。1613 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t) 恰好从中国返回欧洲，请求教皇援助在华的耶稣会，邓玉函此时即与金尼阁相识。随后，邓玉函有幸陪同金尼阁巡游欧洲，招募教士，募集图书，购置仪器。1618 年4 月16 日，邓玉函随金尼阁及其他21 名新招募的传教士，携数千部书籍及仪器，搭船离开里斯本，踏上了去中国的航途。同年10 月4日，船抵印度果阿。第二年7 月到达澳门。就在逗留果阿期间，邓玉函就潜心采集到500 种他从未见到的植物，研究鱼类、石头、蛇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并且用笔一一真实地画了下来，编成两册，取名《印度的泼里尼乌斯》(《Plinius Indicus》) ，寓意为印度的植物世界。该书存放于罗马耶稣会图书馆，直到19 世纪中期，但从此以后就下落不明了。

1621 年5 月5 日，邓玉函与另一位葡萄牙传教士一起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先入广东，后辗转江西、杭州、南京， 终于1623 年到达北京。

想法 　早在崇祯皇帝1629 年下召设历局以前，邓玉函就在精心准备修历的前期工作。他曾向伽里略请教精确测量日食、月食的方法，在第三封致好友法勃( Faber) 的信中写道：“正如我以前也曾写过， 我很想从伽里略那儿获得他最新观察得到的日食、月食，尤其是日食的计算方法。因为这对于修改(中国) 历书是极为必要的。假如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理由，使得我们不被赶出中国， 这就是唯一的理由了(指帮助中国皇帝修历) ”。当时， 哥白尼的日心宇宙模式已在《天体运行论》(1543 年)发表， 第谷·布拉赫( Tycho Brahe) 的准日心体系也已在《论天界之新现象》(1588 年) 公布，第谷体系的精确程度虽远胜于前者，但第谷体系与实际测得的日食、月食总有误差，“第谷的很好，但有时误差一刻钟。”

求助

然而，伽里略的天文学说被罗马教廷判为“异端邪说”，并逐出教会，因此，他不想再与罗马教廷甚至耶稣会发生关系，故此一再拒绝邓玉函的请求。在这种情况下，邓玉函于1623 年再次写信求助于当时在英戈尔施塔特( Ingostadt) 大学执教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同事，请求他们寄给他推测日月食的资料，并打听是否有天文学方面新出版的书。最后，此信在发出四年之后才转到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 的手中。开普勒接信后，立即回答了邓氏在信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并寄了两册自己刚出版的“鲁道尔夫”测表。但是，当此两册测表于1646 年到达澳门时，邓玉函已去世16 年了，但它们对汤若望及后来者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编写

邓玉函一方面向欧洲打听最新的研究结果，另一方面他在中国翻译撰写有关天文学的书，并制作了六个大四分仪， 三个测角仪，三座浑天仪，一架地球仪，三架分别由铜、铁、木做成的望远镜等诸多观察及测量天文的仪器和装置，为修历工作作准备。邓玉函一共撰写了四本有关天文学方面的书，这四部书后来全部被编入《崇祯历书》： 1、《测天约说》，收录了西洋历法的一部分，分两卷。第一卷讲静力学：赤道、地平线；第二卷讲动力学：黄道、天体的轨道以及它们每天的运行、太阳、月亮和恒星，并附有插图。该书后由汤若望修正并付梓刊印。

2、《黄赤正球》，收录了西洋历法的一部分。分两卷。第一卷由邓玉函撰写，由龙华民修正刊印，书名为《黄赤通距度表》；第二卷由邓玉函撰写，汤若望修正刊印，只收录了大气数据，书名为《正球升度表》。

3、《大测》，由邓氏、汤氏共同完成，邓氏负责画图。

4、《八线表》，讲正弦、正切、正割，由汤若望和罗雅谷修正刊印。

中国明朝通行的历法为“大统历”或“回回历”，在预测日、月食方面多次出现偏差，尤其是1629 年6 月21 日， 钦天监(皇家天文学机构) 官员用传统历法推测日食，再次失误，而邓玉函和龙华民依照西洋历法推算准确。

于是，礼部侍郎徐光启奏请皇上开设历局，崇祯帝准奏。接着，徐光启委托李之藻召集邓玉函、龙华民领导并参与修订历书。邓玉函、龙华民被召入历局，标志着“耶稣会传教在中国最富有神话般时代的开始”。不幸的是，第二年，即1630 年邓玉函患病去世。为了使修历继续进行下去，徐光启特又上奏疏一道：“四月初二日，臣邓玉函患病身故。此臣学历专门，精深博洽，臣等深所倚仗..巨访得诸臣同学尚有汤若望、罗雅谷二臣者，其术与玉函相，而年力正强，堪以效用。”在这一奏文中，徐光启高度评价了邓玉函的学术水平，并把汤若望等与之相提并论。诚然，汤若望在后来的修历工作上所取得的成就远大于邓玉函，无奈邓玉函不幸早逝。否则，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崇祯历书》的大功非邓玉函等莫属。因为当邓玉函在北京修历时，汤若望尚在西安传播“福音”(汤氏于1627 年被派往西安传教) 。因此，无论就年岁资历，还是当时在朝廷的影响，邓玉函明显高出一筹。“夏尔(汤若望) 才是个开始者，而他的同伴龙华民和特伦茨(邓玉函) 却已是有名望的人了”。

意义

《崇祯历书》历时5 年而成，它的修订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中国天文学来说，无疑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它促使中国偏重于经验和实用的古典天文学，走上世界天文学共同发展的道路”。江晓原在《通天捷径一文》中也总结道：“耶稣会士在中国大力传播西方天文学，使中国天文学一度处在与欧洲非常接近的有利状况， 并使进中国天文学平民化。”这其中也包括了邓玉函的一份贡献。

书籍介绍

就在避难杭州之际，邓玉函完成了《泰西人身说概》一书。书分两卷。第一卷讲了骨骼、神经、体内脂肪、经脉、皮肤、躯体和血液。第二卷讲： 感官、视觉、听觉、嗅觉、舌头、触觉、发音的原理及形成。中国官吏毕拱辰在汤若望那里发现了此书的手稿，最后经润定，于1643 年付梓刊印。

医学启蒙

对中药的认识

邓玉函在中国介绍西方医学的同时，也在向西方介绍中国古老而神奇的中医理论与知识。他在致友人法勃的第一封信(1619 年5月14 日) 中写道：“这里有一种中国药很出名：人们把它加热，并溶解于一种液体中，就马上会医治病人，治疗那些被蛇咬伤后处于死亡边缘的病人，人们也用它来治疗霍乱及某些疼痛或肚子病。”关于中药的效用，邓氏自己也深有体会：“我滞留在澳门整整二年。第一年我研究上毫无所获，主要是因为缺乏导师和书籍，部分也由于三个月或三天的患病。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患病所产生的黏液比霍乱还要多，但尿液健康，发烧时颤抖厉害而持久， 且伴随肚子发胀，服催泻剂也不消退，用双倍剂量的锑也不起作用。最后，我用二种中药根经煎熬后在病发作时服用，我马上吐出全部黏液，烧也随之退去，于是就病痊了，直到第八天它重新发作。在烧来临时，我喝同一种催吐剂， 烧再次退去，颤抖也消失了。这是一种什么草药，我不知道，可名字我知道，草药根我也见过，但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邓玉函或许是最早在中国进行尸体解剖的西方医学家。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神父沙巴梯努斯(Sabatinus) ，因患某种忧郁症，长达10年之久，死在中国。“有几个月，他呕吐出黑乎乎的胆汁。在他去世后，我进行了尸体解剖。我发现在他胃底部牢牢地长了一个一手长，四指宽的瘤，里面盛满了由黄转黑的液体。一个日本教士死于类似的疾病。他死于长期吸食烟草的缘故。当我打开他的胸腔时，我发现他的肺看上去像一块布满了许多淡蓝色斑点的海绵。”

对中医的认识

对于中药和中国医生，邓玉函作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关于中药和中国医生，我大概可以这么说：几乎所有的中药都要煎熬，它们是晒干的草药或剁碎的根；矿物质人们很少使用。(医生) 自己是经验主义者，事先对病因毫无所知；但在切脉上他们非常擅长；他们在把脉时，什么也不问病人，而是讲述另外毫不相干的事情，似乎在读一本书，像吉普赛人看手相一样。其中的道理我不明白，但有一点我明白：人们把动脉分成几段，离大拇指最近的一段治头病，第二段治心病。从它们(指动脉) 推断出相应部位的疾病。这里人人都是医生，因此医术不被重视。”

对针灸的兴趣

邓玉函对中国的针灸也饶有兴趣：“中国人不用烙铁，而是用苦艾灸皮肤，通常很有效。他们用一根长长的针刺入皮肤，扎得很深，并不断转动。据我所知，它能驱湿治瘤，但这一切我只是道听而已，未曾亲眼见过。”

邓玉函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最大的贡献要数他与中国官吏学者王征共同完成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一书。此外还撰译《泰西人身说概》这部书，是在中国最早介绍西方生理学、解剖学知识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