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旦八，西夏（党项）人，在蒙元属于色目人，汉名旦景初，字山堂，号飞山子。初为僧人，受硕德八剌提拔，于至治年间(1321-1323)任功德使司功德副使，掌宗教事务。1323年八月硕德八剌遇刺身亡后，淡出了权力中枢，外调肃政廉访司佥事。也孙铁木儿死后，于两都之战加入大都（今北京）阵营，获得新的政治资本，1344年任云南行省右丞，陞云南行省平章政事。1350年，被任命为宣徽院宣徽使，掌管宫廷饮食，受妥欢帖睦尔的信任。治平二年（1352年），外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率领哈赤、贵赤、兀鲁卫三支宿卫军南下镇压徐宋，注重招降纳叛，团结地方豪强的势力，先后攻陷了杭、湖、饶等州县，一度稳定了元末江浙行省的局势。治平五年（1355年）同杨完者以兵守嘉兴路，御张士诚。龙凤四年（1358年）十二月，因遭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司佥事般若帖木儿弹劾，被贬谪为掌管江南僧众的行宣政院使，寓居于兴化路。龙凤五年（1359年）正月，响应从中书省迁调至福建行省的平章政事普化帖木儿，与原兴化路总管安童联手招募乡勇，收买泉州的亦思巴奚军首领赛甫丁与阿迷里丁，开分省于兴化路，任平章政事，与政敌般若帖木儿相互攻讦，引发了持续十年的亦思巴奚兵乱，三旦八亦被阿迷里丁扣押到泉州，虽仍有平章政事之官衔，但在拘押和制约下，是没有任何实权的，只得淡出政治，回归佛教，寄情山水，龙凤六年（1360年）重修弥陀岩石室。龙凤十年（1364年）的《重修弥陀岩石室题记》是现存可见三旦八活动的最晚记载。

别名：旦景初

字：山堂

号：飞山子

所处时代：元末明初

本名：三旦八

早年经历

三旦八的字号与早年经历，见于杨维桢所撰写的《江浙平章三旦八公勋德碑》曰：「公字山堂，『飞山子』其铁甲兵号也。西夏人，自幼警悟，博达载籍，淹贯弢铭。善剑术骑射。其佩上赐剑曰『龙电剑』云。」由此可见，「山堂」是三旦八的字，故元人有尊称其为「山堂右丞」、「山堂院使」或「山堂公」者。

除本名与字之外，身为西夏遗裔的三旦八还有汉式姓名。翰林学士虞集《次匀筠轩司徒足成旦公所藏》提及自己曾于「旦公」处看到一对「英宗御题之句」，日「日光照吾民，月色清我心」。马祖常亦曾睹见「功德使三旦八藏英宗皇帝所赐御书」，「有御制诗云『月色清吾心，日光照吾民』十字」，虞集诗中的「旦公」就是指马祖常笔下的三旦八，他可能在与士大夫交游时以「旦」为姓，故有此称谓。此外，虞集还有一首《题旦景初佥司画》诗「旦公山堂城东南，画图古桧何毵毵」，诗题中的「旦景初」应为三旦八的汉式姓名；至于「山堂」的字，从这首诗来推测，应该是来自于三旦八位于城东南的居所名。

虽家世已无可考，但三旦八的出身却有蛛丝马迹可循。《菊坡丛话》载：学士欧阳玄女婿何贞立「少有俊名，举进士。原功（欧阳玄）欲拔入翰林，于虞、揭诸公极称道之。及相见，适僧旦景初持墨菊卷诣翰林求题」。据萧启庆考证，何贞立系1321年进士，《菊坡丛话》的记载说明三旦八在此前后还是一名僧人。

三旦八的妻子蔑儿乞氏，是翰林学士承旨脱脱之女。吾庐先生严威开馆授学于京师，「四方贽问馈遗者填于室…其授五经义者至占其监学之半，时人目为西监云」，三旦八亦慕名而来，为其门人。郁郁不得志的朱德润本将外任儒学提举，却机缘巧合得到三旦八的推荐，向硕德八剌献上了《雪猎赋》，得以诗才留居大都（今北京）。云南名儒王昇「以文章政事名于南诏」，「是以中州文章巨公仕于滇之省宪者，如伯高右相、山堂右丞（即三旦八）、雪山宪副、鹤野大参、著庭金宪、秋江郎中，无不与之交游」。即便是日后出师江南，身在军旅，三旦八亦尤为器重潘著与杨维桢门人张宪。

三旦八由僧人入仕，大致始于硕德八剌至治年间(1321一1323)。时人朱德润曾见硕德八剌于「明仁殿书《舜歌南风诗》赐功德副使臣旦」，三旦八这个西夏遗僧似是在功德使司开启自己仕途的。

功德使司，在西夏与蒙元时期的职官体系中皆有建制：西夏有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与道士功德司，均为仅次于中书省和枢密院的次等司，掌国内宗教事务；蒙元时期的功德使司属从二品，「掌奏帝师所统僧人并吐番军民等事」。或许因二者有一定制度上的渊源，三旦八被视为掌管功德使司的合适人员，在入仕之初就已位居正四品。

然而好景不长，1323年八月硕德八剌在南坡遇刺，旋即也孙铁木儿继位，不得宠的三旦八一度淡出了权力中枢。虞集《题旦景初佥司画》称之「佥司」，当指三旦八被外派往某道肃政廉访司担任佥事，这意味着他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掌握宗教事务的僧官，而是开始管理世俗政务，协助长官监临一道和分巡按治。廉访司佥事的品秩为正五品，这次任命实际上是一次降职。

也孙铁木儿死后，蒙元爆发了皇位争夺战——两都之战。王逢《江浙平章三旦八第宅观敕赐龙电剑引》称「公身佩之下幽燕」，「幽燕」即古幽州、燕国之地，泛指今北京、河北北部以及辽宁西部一带，蒙元中后期「幽燕」方向的敌人，只应当是被大都（今北京）视为威胁的上都孛儿只斤·阿速吉八集团。从王逢的诗句推测，三旦八很可能佩戴着硕德八剌所赐的龙电剑，站在大都一方参与了两都之战，并凭借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崭露头角，赢取了大都阵营的信任。

至迟于1342年秋，三旦八再次回到中央任职，并以某官署「院使」的身份到平江路（今苏州）出差，游览了姑苏城西北郊的虎丘。

1344年，三旦八外任为云南行省右丞，「多善政，深得军民之心，有遗爱焉」。

1349年，时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的三旦八觐见妥欢帖睦尔，在教友瑞岩长老智照的陪同下返回大都。

1350年，三旦八被任命为宣徽院宣徽使，掌管宫廷饮食，足见其受妥欢帖睦尔的信任。

就职江浙

治平元年（1351年）五月，刘福通于颍州起义，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号，四方群起响应。八月，徐寿辉等起义攻克蕲州路、黄州路，十月建都蕲水县，国号大宋（史称徐宋），年号治平。

治平二年（1352年）七月十日，宋将项普略率饶州、徽州宋军攻昱岭关，光复杭州路，诛杀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定定逃往嘉兴路。

在此之前，徐宋项普略、彭莹玉部受徐宋皇帝徐寿辉之派遣东征，连克江州、饶州、徽州，攻破昱岭关，进居江浙行省首府杭州，蒙元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战死，震惊蒙元中央政府。妥欢帖睦尔便以三旦八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率领哈赤、贵赤、兀鲁卫三支宿卫军南下助战。

在蒙元时期，蒙古统治者眼中僧侣的作用往往是「告天祝寿」，为大汗或整个黄金家族祈福。从早年的仕宦履历与作为来看，三旦八为僧人出身，以僧官入仕，而后才转为文职，常年任职于功德司、廉访司、行省、宣徽院这样的宗教、行政或监察机构，不是专职武将，却得到带兵作战的机遇。

蒙元中央政府挑中他「统哈赤、贵赤、兀鲁三卫军，专征江之南」，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三旦八在两都之战中的表现，另一方面亦与这三支卫军的构成有关系。尤其是贵赤卫，1276年，「世祖诏民之荡析离居及僧道、漏籍诸色人不当差徭者万余人充贵赤」。可见这支宿卫军在组建之初就吸纳了若干僧道为兵：再加上蒙元不信任汉人卫军，有着汉兵宿卫军「大小将校之设，必自唐兀卫择人以为之监」的传统，有执掌功德司经验的唐兀人（西夏国遗民之族称）三旦八便成了三卫军统帅的最合适人选。

七月二十六日，杭州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教化及董抟霄等攻陷。

九月二十九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旦八进屯凤口，宋军退保湖州路之武康县。

在此之前，宋军自杭州退兵后不久，又光复广德路、湖州路。三旦八方行至嘉兴路，便因徐宋将领项普略部北上围攻集庆路（今南京）而领旨北返救援。如此一来，刚从杭州退出的徐宋残部便获得了喘息之机，再次攻克杭州。三旦八当机立断，以「外制便宜」，日夜兼程地赶赴离杭州不远的凤口（今杭州余杭区奉口村），占领了战略要地，切断了徐宋杭州残兵与其余徐宋部队的联系，迫使其再次退出杭州，向武康县突围。

九月三十日，武康县被三旦八及元帅刘脱因、镇抚哈密攻陷。

在此之前，三旦八派遣精锐为先锋，水陆并进，首尾相应，继而派遣突马掠阵，元军士气倍增，擒获宋军将领数十人，宋军败溃，于是攻陷武康县。

十月一日，三旦八率军到湖州路之德清县，宋军向东撤退。

十月八日，三旦八驻屯菁山，擒获宋将程琳，从其口中探知宋军虚实。

十月十日，三旦八布阵于去施桥，围蠡山，宋军迎战，被三旦八大败。

十月十一日，哈密率水军至湖州之横山，击退宋水军，继而登陆。

十月十二日，三旦八令诸将会和于湖州路。

十月十三日，哈密与元帅韩邦彦会和，击败宋军于湖州路，宋军退往长兴州，三旦八至湖州。

十月二十六日，长兴州被三旦八及哈密攻陷。

十月二十七日，哈密大破宋军于五里，擒获斩杀殆尽，湖州全境被镇压。

十月二十七日，溧阳被哈密攻陷。

十一月六日，三旦八火攻泗安，宋军奔往方山，元军诸将从空山之南掩击宋军。

十一月八日，宋军自北山包围元军，三旦八率诸将破围而出，杀死不计其数。此日攻陷泗安。

十一月九日，广德被三旦八派韩邦彦攻陷。

十二月三日，哈密攻溧阳州，大败宋军，擒获宋军将领甚多。

元军进兵路线示意图

从时人之评价来看，元军能在江南战场进展顺利，得益三旦八的统战策略，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招降纳叛，进而瓦解敌军。在出发之初，三旦八的友人幕僚朱德润便建策日：「民不识兵将百年矣！变生不虞，宜以安集为念，凡掷兵来附者，皆平民胁从诖误者，请一切贷之，庶克有济」，「平章韪之，三军用命」。对被俘的徐宋将领程琳，三旦八通过「辄释不杀」的感化，最终「尽得其虚实状」。

在攻陷广德后，元军「大索三日，俘裔伏草倚禾，飞走无路」，「公下令曰：『手无凶器，即吾良民。』宥而不杀者以万计」，避免了把对方逼入玉石俱焚、鱼死网破的境地，三旦八的部将哈密，亦秉承了主帅的策略：「舟师次湖州横山，贼以五百艘拒战。公（哈迷）手火筒炮日：『贼兵多助从，吾不忍万众无知就死，将惊之使自散尔。』…俄赭衣数万，循山奄至，公登岸谓将士曰：『贼虽破，皆新衣，不过仓卒被驱迫尔，慎无多杀。』仍使骑前呼日：『汝等皆吾良民，宜舍兵！』」三旦八软硬兼施的统战策略，往往能旗开得胜，令敌人望风披靡。

西镇皖南

治平三年（1353年）春，从浙西撤回的徐宋军继续据徽州路、饶州路等路，在皖南进行抗元斗争。为根除后顾之忧，蒙元中央政府催促三旦八继续西进镇压。当年二月，三旦八取道严州，「复广德，击贼淳安，以诏书示赦其人，卒定徽州」，其部将韩邦彦、哈迷取道湖州、广德，与主帅会兵徽州路。

四月，三旦八的另一属将刘脱因攻下婺源州；五月，哈迷攻占饶州，三旦八便宜除之为达鲁花赤。经过近半年的拉锯战，皖南局势基本稳定。

治平五年（1355年），三旦八留下几员部将镇守，自己则回归江浙行省省治杭州。

为更加有效地治理皖南地区，三旦八尤其重视对当地士族豪绅的拉拢。江州豪族出身的汪同随三旦八克复饶州路，被授予余干州同知，三旦八「赍白金盂色段新楮二万券赏之」。「家世簪缨为望族」的鄱阳人刘明「激乡闾以义勇保境」，为元军充任向导，「总兵官三旦八平章屡以银碗宫段赏赐」。乐平人许则祖率乡族起兵，后战死，三旦八特书「忠义」表其闾。休宁人金震祖本已隐居严陵多年，却在难却的盛情下受三日八聘举而为徽州路治中。出身歙县的郑玉亦是三旦八的礼聘对象，只不过终因病而作罢，郑玉的同乡唐桂芳则为三旦八作《平章山堂公画像记》，赞颂其「平乱」功绩。

然而，与初镇压江南时的顺风顺水不同，三旦八在西进皖南的过程中遭遇到的困难也更多。出兵之初，幕僚鲁修就指出了元军的三个短处：「大军北来而南下，此其不足恃，一也。举郡饥荒，人心易动，无德以怀之，二也。义士有功德者不赏，赂行者得列爵，训其下以贪，三也。」可惜的是，鲁修这通直言忤逆了三旦八，在幕中郁郁不得志，终「振衣归旧庐」。果然，在与徐宋军周伯颜部的战斗中，「平南兵多北人，不便险阻，为红巾所邀。三旦八仅以身免。贼乘胜长驱入州」，险些令元军前功尽弃。

三旦八回杭州以后，饶州路局势日趋恶化，终再次回到徐宋之手。按时人之评价，饶州失陷于徐宋军原因有二：

其一，「饶自平章三旦八去后，朝廷以脱脱、阿鲁灰并为元帅，分统三旦八军，遇贼剿捕。参政恩宁普军镇州城。镇抚哈迷素以战功，不受约束，由是军不统一，贼得乘隙而进，官军溃」，即将城池失陷归咎于三旦八走后，余下将帅不能齐心。

其二，如明初御史刘炳所言，「明年，韩元帅死，平章不善调度，援兵不至，矢竭粮尽，于是城陷」，因远在杭州的三旦八未能派遣援军，以致饶州路孤立无援，最终被攻破。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治平五年（1355年），三但八费劲千辛万苦才攻陷的饶州路再次被徐宋政权夺还，蒙元江浙行省重新控制皖南仅有不到两年的时间。

分省兴化

若从政区地理的角度考量，治平五年（1355年）三旦八从前线东返浙西的原因，大致因饶州路已达江浙行省之西缘行政边界，徐宋余部当由湖广行省与江西行省负责镇压。然而，《元史》却清晰地记载了三旦八返浙的真正目的：「六月甲寅，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旦八、参知政事杨完者以兵守嘉兴路，御张士诚」。

在此之前，治平四年（1354年），因临阵换帅，云集高邮镇压张士诚的百万元军分崩离析，不战而胜的张土诚再无牵掣，势力迅速发展。

治平五年（1355年）冬，张士诚的周军从南通渡江南下，攻破常熟州；次年二月，张军拔平江路（今苏州市），改为隆平府，据以为都。数月之间，江浙行省先后失去了对无锡、常州等城的控制。三旦八出镇嘉兴路，扼守杭州东北之门户，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然而，杭州还是在同年七月一度被张士诚攻陷，幸得杨完者率领的另一路元军经过苦战，方才再次收复。八月，张士诚接受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的招抚降元。或许是因为精锐部队和麾下勇将均留在了皖南防御徐宋军，三旦八在与张士诚较量中的战绩并不耀眼，几乎没有太出色的表现。

龙凤四年（1358年）八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旦八遁于福建」。对于这次迁调，《元史》解释其因果谓：「先是，三旦八讨饶州，贪财玩寇，久而无功，遂妄称迁职福建行省。至福建，为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司佥事般若帖木儿所劾，拘之兴化路。」

这段记载有异说：按杨维桢所作之《勋德碑》，三旦八自饶州回杭后，「平南功奏，天子申以锡命，金带赤舄彤弓郁鬯，升平章甘肃。未行，继升淮南。滨行，寇陷吴阴，秀以急告，省大臣及将吏土庶咸挽留」，是可见当时已普遍肯定了三旦八镇压南方的功勋，之所以会被定性为「贪财玩寇，久而无功」，或许是般若帖木儿攻讦外来政敌的一个借口而已。

同年十二月，遭到弹劾的三旦八被贬谪为掌管江南僧众的行宣政院使，寓居于兴化路。然而，依旧有政治野心的三旦八并不甘于就此安心从事宗教事务管理，退出政治舞台。

恰好，从中书省迁调至福建行省的平章政事普化帖木儿，与般若帖木儿为首的福建地方官发生了矛盾，于是普化帖木儿派人联络前任兴化路总管安童和三旦八共集乡兵，并以钱财收买泉州的亦思巴奚军首领赛甫丁与阿迷里丁，意欲借这支回回人武装，排挤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司的政敌，发起了「省宪构兵」。

龙凤五年（1359年）正月，三旦八自称平章政事，安童自称参知政事，开分省于兴化路；二月，三旦八亲自统帅兴化乡兵及亦思巴奚军北上福州夺权。不料留守兴化后方的安童却与亦思巴奚军发生了冲突，阿迷里丁遂率部攻城。正在前线的三旦八听闻后方内讧，连忙轻骑赶回兴化，劝安童开城和解。安童不听，三旦八只得独自出城抚慰，被阿迷里丁扣押。亦思巴奚军破城后，在兴化大肆掳掠一番，直至四月方才押着三旦八和战利品撤回泉州。

身陷泉州

被拘押于泉州的三旦八虽仍有平章政事之官衔，但在阿迷里丁等人的拘押和制约下，他是不可能有任何实权的。于是，这位失意的河西僧人只得淡出政治，回归佛教，寄情山水，龙凤六年（1360年）重修弥陀岩石室。题记中三旦八之志同道合者，有新任宪使孙三宝、佥事释迦奴，二人俱列名于三旦八之下，这或许说明三旦八等人收服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司政敌的初始目标已然达成一一一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龙凤十年（1364年）的《重修弥陀岩石室题记》是现存可见三旦八活动的最晚记载。

在元末江浙行省动荡的政局中，三旦八曾一度力挽狂澜，成为蒙元控制江南的基石，无愧于时人「独当一面东南天」的高度赞誉；然而晚年的他因执着于政争，不惜与同朝官员兵刃相见，直接酿成亦思巴奚兵乱，导致各支军阀混战兴化、泉州近十年之久，其破坏不可估量。作为乱局的最初制造者之一，三旦八应对蒙元在福建统治秩序的崩坏负有一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