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东出，沿渭水、黄河南侧通往黄河下游及江、淮地区的道路，周代称“桃林塞”路，秦、西汉称“函谷路”，东汉以后称“潼关路”。周、秦、西汉、隋、唐等王朝在关中建都时期，它是横穿中国腹地连接长安—洛阳的轴心干道。

长安东大道的走向，受到渭水、秦岭的制约。横穿关中的渭水，至潼关汇入黄河。长安以东，渭水南侧与秦岭之间，为宽阔的阶地平原，古人在这里开辟的道路，能够稳定存在，没有洪水淹毁之虑。潼关北临渭水、黄河，南依秦岭，当河山咽喉，成为关中东部的门户。古代都城的选择，优先考虑的条件是既利于军事防御，又便于贡赋输送，潼关，是理想的“塞”与“通”的统一点。既有水陆交通之利，又能对交通予以阻限，成为关中“四塞”之一。潼关以东，路经黄河之南秦岭余脉间的槽式地带黄卷坂、桃林塞和弘农涧西面路深险狭如函的函谷关，再东，经崤坂，达洛阳。

中文名：潼关道

形成：夏启征伐位于今陕西户县的有扈氏

历史作用：周武王利用此路灭商

道路修治：潼关道行经关中东南侧的阶地塬区

潼关道早在夏时期即已出现。夏启征伐位于今陕西户县的有扈氏，商与周、崇等方国的联系，皆经行此路。周武王伐纣，往返皆行桃林塞。西周建国后，这条长安东大道成为宗周镐京与成周王城(在今河南洛阳市)间的驿传之路。唐代为上都长安、东都洛阳间的大驿路，交通地位居诸驿路之冠。

宋、元、明、清时期，潼关道为官马大道，是京都联结陕西以及西北、西南地区的纽带。

潼关道行经关中平原东南侧的阶地塬区，线路平直开阔，路基比较稳定，除按规定“雨后除道”，初冬建桥，帝王出巡等定期或不定期的修治养护外，未见大的修治工程。

潼关城在秦、汉、隋时置于塬上，唐武则天时移于塬下，沿黄河边为路。

华阴城侧一段驿路，原位于华岳庙北，唐玄宗时移于庙南，以便于途经华岳驿。唐开元二十八年(740)正月十三日，“令两京道路，并种果树，令殿中侍御史郑审充使”。广德元年(763)八月敕：“如闻诸军及诸府，皆于道路开凿营种，衢道隘窄，行李有妨，荀徇所资，颇乖法理，宜令诸道诸使，及州府长吏，即差官巡检，各依旧路，不得辄有耕种。并所在桥路，亦令随要修葺。”大历八年(773)七月敕：“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砍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

北宋熙宁五年(1072)，“华州少华山阜头崩，沙石阻塞道路，乃改道行少华镇北三里处”。

清代左宗棠向西北进军时，对潼关道进行了大规模修治，路基宽3丈至10丈。路旁植杨柳，绿如帷幄，艳称“左公柳”。华州境内官路雨后没有及时铺垫沙石，道路泥泞，左宗棠严厉斥责华州知州。

长安以东的灞河上，秦汉时就建有桥梁，名为灞桥，是潼关道上一座十分重要的桥梁。自秦汉至明清，历代均有毁修，清道光年间采用柏木梅花桩基础建成石轴柱桥，历百余年未毁。

潼关道为周、秦由京都东去的驿运干道，其驿站设置史籍缺载。

汉长安城宣平门直对东方大道，又称东都门。东都门外设有都亭，又名轵(枳)道亭。再东，灞桥附近有驿馆，王莽时更名为“长存馆”。

霸上有霸陵亭，是函谷道、武关道、蒲津关道三条道路的交会点。由霸陵亭东去，经曲邮亭、霸昌厩、鸿门亭、戏亭至阴盘驿。又东，渡泠水，经郑县、武城、华阴、船司空等城邑，出函谷关，达于洛阳。

唐代由长安都亭驿东去的驿路出通化门(长安城东面北来第一门)，15里至长乐驿，又称长乐水馆，为京城东去第一驿，亦为百官迎来送往饮宴之地。白居易《长乐坡》诗云：“行人南北分征路，流水东西接御沟，坡前终日恨离别，谩名长乐是长愁。”又《长乐亭留别》诗云：“灞风烟函谷路，曾经几度别长安。”

长乐驿东去15里至灞桥驿，又名滋水驿，隋开皇十三年(593)置。灞桥驿迎送之事亦多，因称灞桥为“销魂桥”。

灞桥东去三十里至会昌县，有会昌驿。天宝七年(748)十二月改称昭应县，驿名昌亭，亦称昭应驿。

昭应县东北14里处有阴盘城，天宝初年置阴盘驿。阴盘城东4里处为隋唐新丰县。新丰以美酒名，开有不少店铺，生意兴隆。

新丰东去12里至戏水店，隋大业六年(610)置戏水驿，在戏水西岸，又名戏口驿、戏源驿。

戏水驿东行10里至零口，武则天当政时，于零口置鸿州。零口又东，经杜化驿、东阳驿(唐末废杜化、东阳两驿，置渭南县驿)、赤水店等地至华州郑县，有州驿，去长安180里。再东，经敷水驿、长城驿至华阴县。复东经永丰仓至潼关，去长安280里。

宋代，京都东迁开封，潼关道驿递减少，大体为每县一驿。

元代改京兆府为奉元路。奉元路与潼关问的驿路为通往大都驿路的一段。元代改驿称站，在奉元路咸宁县设秦川站，东75里至临潼站，又东80里至渭南站，再东50里至华州站，复东70里至华阴站，又70里至潼关，元代潼关未设站。

明代恢复唐宋旧制，改“站”为“驿”。西安府的秦川站改名京兆驿，在西安府治东南。临潼站改名新丰驿，在城内。渭南站改名丰原驿。华州站改名华山驿。华阴站改名潼津驿。潼关设卫，有潼关驿。

明代在潼关、西安府、长武县这条主干驿路上设有递运所，负责输运官物。西安府东路计有西安递运所(西安府治西)、灞桥递运所(西安府城东20里)、新丰递运所(临潼县东北18里)、渭南递运所(渭南县东郭)、罗文桥递运所(华州城东10里)、华阴递运所(华阴城内)、潼关递运所(潼关城西关)。

清代西安府东半部为咸宁县，设京兆驿，为东路起点。由京兆驿东行70里至临潼县新丰驿，又东60里至渭南丰原驿，再东50里至华州华山驿，70里至华阴县潼津驿，又东40里至潼关厅潼关驿。

清代除在官马大道置驿外，各府、州、厅、县间另有铺路。每10里设一递铺，专责传送公文邸报。潼关道沿线州、县、厅共设递铺30处。其中：咸宁县5铺；临潼县5铺；渭南县6铺；华州5铺；华阴县8铺；潼关厅1铺。

周武王利用此路灭商，建立西周。西周立国后，周公东征，利用此路制服东方诸侯。

秦利用函谷路先与晋争霸，后灭魏、韩、赵。秦始皇五次东巡，有三次经函谷路出行。

西汉初年，刘邦与项羽决战于关东，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为“军无见粮”的汉军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援，才得以战胜项羽。

秦汉实行“强干弱枝”政策，不断迁徙关东豪富于咸阳、长安附近。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三十五年(前212)“徙三万家丽邑(今临潼县东北)，五万家云阳(今淳化县北)”。西汉时亦多次向长安附近各陵县徙民。同时，在关中修筑宫观、城池、陵墓，征发各地人丁、“刑徒”来关中服役。秦始皇修陵墓、阿房宫等工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沛人刘邦“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可见长安东大道人员往来之繁忙。

隋、唐建都长安，需输运江淮财赋以供京师，隋文帝、隋炀帝倾其全力开凿漕渠，使之水陆两通，以便转输。唐朝亦兴漕路，岁漕谷米数十万石，曾增至数百万石。潼关道水陆两途是唐王朝的经济生命线。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发动叛乱，天宝十五年(756)六月沿长安东大道攻陷长安，玄宗逃往成都。此后，唐朝中央与地方割剧势力长期争斗不息，直至唐亡。

唐僖宗时，暴发了黄巢农民大起义。广明元年(880)十二月五日，起义军由潼关攻入长安，长安东大道“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

天复四年(904)，宣武节度使朱全忠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八月，杀死昭宗，立昭宗第九子李祝为傀儡皇帝。天佑四年(907)，朱全忠废李祝，自立为皇帝，建国号为梁(后梁)。潼关道成为亡唐之路。

北宋与西夏的战争长达百余年，关东的军需物资经潼关道转运至沿边各地。南宋绍兴九年(1139)三月，宋、金议和，初以“河南地与宋”，一年后“复取河南陕西地”。南宋皇帝派签书枢密楼宣谕陕西，秘书少监郑刚中随行，自临安府经潼关、长安至风翔府。郑刚中此行写有《西征道里记》一书。

元代建都大都(在今北京)。由大都通达陕西以及甘肃、四川的驿路，经过潼关、长安(时称奉元路)。

明代与鞑靼军事政权的长期对抗中，陕西居于军事前哨，潼关道成为中原向沿边输送兵员、粮秣之路。成化八年(1472)九月癸丑，陕西巡抚都御史余子俊上疏云：“寇自成化五年以来，相继犯边，累次调兵战守，陕西、山西、河南供馈浩繁。”

清代，西北、西南不断发生变乱，康、雍、乾、嘉各期，不断调兵遣将，经陕西前往四川、西藏、青海、新疆平定。咸丰以后，太平天国起义军几度入陕，清军忙于镇压，潼关道军事行动频繁。为此，沿途各府、厅、州、县，先后成立“帮差局”、“官车局”、“公局”、“官柜”、“兵差义局”等组织，支应兵差，输运官物。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于九月四日(10月26日)逃至西安。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二十五日(9月7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于八月二十四日(10月6日)“回銮”。行前，筹集白银70多万两，除御车外，另备大车3000辆，装载服装、绸缎、珍宝古玩及文书档案随行。并令陕西巡抚征派民夫修治西安东路道桥。

路面皆用黄沙铺垫，仿照秦汉旧规辟中央3丈6尺为“御道”，专供西太后和光绪皇帝銮驾通过，两旁各宽3丈，供百官、卫队及行李车辆行走。沿途每隔三五十里，设行宫以备驻跸、休息。沿途设香案，摆上糖果，供随从官兵食用，耗费之大，人劳鬼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