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安于（？-前496年），字阏于，平阳翼城人。古代晋阳城的始创者。出色的建筑家，超群的战略家和政治家。

本名：董安于

字：阏于

所处时代：春秋时期

民族族群：华夏族

出生地：平阳翼城

出生日期：不祥

逝世日期：前496年

主要成就：始建晋阳城 下邑之役

主君：赵鞅，赵简子

早年经历

春秋末年，用史学家司马光的话说，是 “天子衰，王室贬，礼崩乐坏”的时代。那时的晋国公室，也如周王室一般衰微，国政把持在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手中。六卿之间相互结党，各怀异心，注视着周围的风吹草动，只要有机会，都想从别人身上撕下一块肉来。

董安于出身史官世家，据说是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的董狐后人。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成人后文韬武略，忠义仁爱。

董安于比赵鞅年稍长，很早便作为家臣跟随赵鞅。他早年为赵氏起草文告政令，不仅才华出众，其义也闻名诸侯。壮年时方为赵鞅肱骨，担任司马之职，协理军政。他秉公执法，将赵氏治理得十分清明。年长则担任家宰，总管家族事务，治下百姓毫无二心，是赵鞅最信任最贴心的左膀右臂。

建晋阳城

晋定公十二年（公元前500年），赵鞅率兵讨伐卫国，卫都被围，卫侯为避免亡国，将五百家献给赵鞅，赵鞅于是退兵，将五百家暂寄邯郸。当时赵氏领地颇广，但少要地，亦无坚城固堡依凭，赵鞅思及下宫之难，同时为了处置先前卫侯献上的五百家，决定建一座城池作赵宗的“保障” ，便命董安于建造晋阳城。

董安于深知赵鞅用意，他审时度势，将睿智而长远的目光投向远离其他五卿的太原盆地，在背靠龙山、面临晋水、北依盂邑（今太原阳曲东北）、南带梗阳（今山西清徐）的汾河西畔筑城，因其南为晋水，故名晋阳。城中宫殿衙署的墙壁用丈余高的荻蒿楛楚等植物茎秆做墙骨，外面糊上泥膏。平时遮风挡雨，万一被围则敲掉泥膏，将里面的植物做成箭杆、戈柄等武器。同时这些建筑以铜柱取代木柱，平时美观耐用，危急时则可熔为箭簇、刀戈。四围城墙采用版筑法，利用太原盆地本地“卤土”、汾水河沙、卤土沙三者合一夯实压紧，凝固则坚如铁，且遇水卤碱渗出，与沙土混而结成坚硬的外壳，可防溃散。 董安于所建晋阳城可谓固若金汤，进可攻退可守，面面俱到，成就了晋阳城两次救赵氏于危难的功绩，其心思之缜密可见一斑。

晋阳建成后，董安于受命出任第一任晋阳宰。他治理晋阳注重法治，耿直无私，执法严明。于是晋阳政通人和，是法家思想实践的成功案例，比战国商鞅变法早了一百多年。

范、中行氏之乱

后来的事实证明，董安于不仅是出色的建筑家，也是超群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赵鞅向赵氏小宗的邯郸氏宗主赵午索要自己寄放在他那里的500家人质，一方面为了充实晋阳，另一方面也为了控制邯郸氏，整顿赵氏内部即将分裂的局面。赵午虽然应允，但回到邯郸却遭到他父兄的反对。邯郸氏一番谋划，一方面拖延，一方面侵齐而谋，赵午才将五百户人口送至晋阳。赵午故意拖延，赵鞅自然猜出邯郸用意，暴怒之下，处死了赵午。消息传到邯郸，赵午之子赵稷与家臣涉宾以邯郸叛。夏六月，晋定公派遣籍秦率兵围邯郸。

而同为六卿的中行氏，与邯郸氏有姻亲关系，范氏也与中行氏有姻亲关系，自然关系亲厚。范、中行两家亦都与赵鞅不和，便试图在邯郸氏叛赵氏事件中，将赵鞅处死赵午的行为定为始祸，同时两家厉兵秣马，准备攻打赵氏。董安于得知消息觉察到形势的严峻，赶紧提醒赵鞅：“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赵鞅不以为意：“按照晋国法律，始祸者死，我们等他们先动手，他们就是挑起祸端的人。”董安于继续劝说：“一旦打起来晋国内耗生灵涂炭，不如就说杀赵午是我的主意，我一人死，可免内战。”但赵鞅哪里舍得牺牲董安于，坚决不依。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发兵击败籍秦的军队，又挥师攻打赵氏之宫。赵鞅退守晋阳，范、中行氏围晋阳。赵鞅凭借晋阳坚城与两家联军周旋，董安于则趁机带兵抄范、中行两家重镇下邑。 与此同时，晋国的其他三卿中韩氏与赵氏是世交，且韩不信与中行寅交恶；魏氏魏曼多与范氏范吉射不和；智氏智跞欲使宠臣梁婴父为卿，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三家达成协议，由当时执政智跞牵头向晋定公提议：“您曾下令始祸者死，如今只驱逐赵鞅，未免处罚不公正。请把范氏、中行氏都驱逐。”冬十一月，智、韩、魏三家奉定公之命讨伐范氏、中行氏，没有攻下，范、中行两家决定进攻晋定公，瞬间成为晋国的众矢之的。他们很快败下阵来，仓皇逃往朝歌（今河南淇县）。韩、魏替赵氏求情，十二月，赵鞅回到晋都绛邑（今山西曲沃西南），与三家和定公盟誓，得到晋定公宽宥，重新回到晋国朝堂。

死而后已

范、中行逃亡后，晋国政局似乎安定。智跞的嬖臣梁婴父与董安于关系不好，此时对智跞说：“如果不杀董安于，让他在赵氏执政，将来整个晋国都将落在赵氏手里。赵鞅私自处死赵午就是董安于的主意，您何不继续追究赵氏的责任，顺便除掉他呢？”赵鞅其人强悍坚韧，他的回归令智跞不快，智跞听了梁婴父的话深觉有理。

晋定公十六年初（前496年），智跞派人通知赵鞅：“晋国法令，始祸者死。虽然范氏、中行氏作乱，但归根结底还是董安于造成的。现在范吉射和中行寅皆已伏罪，只有董安于还逍遥法外。特此与您告知！”

面对智跞要挟，赵鞅左右为难。赵氏刚刚经历大战还未恢复，况且智跞是执政，又占法理，但安于因为自己获罪，赵鞅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处置。董安于听说后却从容不迫：“我死，赵氏才能安定，晋国才能安宁，我现在死已经很晚了。”不久，自缢而死。赵鞅强忍悲恸，将安于的尸体陈街示众，并告知智跞，赵氏才得以真正安宁。

危机解除后，赵鞅将董安于的灵位安置在赵氏宗庙，世代享受祭祀。

君臣之谊

《韩非子·观行》中记有一件小事：“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是成语“佩弦自急”的出处。韩非子还说：“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绩短，之谓明主。”安于思虑周全，未雨绸缪；赵鞅则风风火火，冲动行事，赵鞅与董安于的君臣之谊就是绝佳的“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绩短”。故而董安于是赵鞅心目中最合适的家宰，董安于也甘愿为赵氏牺牲自己。有几个小故事足见君臣二人间的情义。

迟到之事

有一次，赵鞅从晋阳到邯郸去，走着走着，忽然停了下来，拉车的小吏问其故，赵鞅说：“董安于还在后头呢。”小吏说：“您车子的一举一动都是三军的大事，怎么可以因为一个人就停了下来？”赵鞅只得下令继续前进，但刚走百步又停了下来，小吏正要再次劝谏，董安于已经赶过来了。两个人开始边走边谈：

赵鞅：哎呀，我忘了安排人把秦晋交界的路口堵上了。

安于：这正是我行军落后的原因。

赵鞅：我忘了让人把府中的珍宝拉上了。

安于：这正是我行军落后的原因。

赵鞅：行人（外交官）烛过年纪大了，凡他说的话无不为晋国所师法，我走得匆忙，忘了向他辞行并聘问了。

安于：这正是我行军落后的原因。

赵鞅：那咱们继续赶路吧！这个故事出自《说苑》，后面还有评语：简主可谓内省外知人也，故身（逸）国安。

《说苑·臣术》

赵简主从晋阳之邯郸，中路而止，引车吏进问何为止，简主曰：“董安于在后。”吏曰：“此三军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军也？”简主曰：“诺。”驱之百步又止，吏将进 谏，董安于适至，简主曰：“秦道之与晋国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 所为后也。”简主曰：“官之宝璧吾忘令人载之。”对曰：“此安于之所为后也。”简主可谓内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国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诚能如赵简主，朝不危矣。”

辞赵鞅赏

晋阳之围中，董安于功劳大，赵鞅要给予重赏，但董安于拒绝了，赵鞅一再坚持，董安于道：“当初臣年少时，为赵氏作文书，帮助起草文告命令，为当世人所称道，信义树于诸侯，您没有赏我；及臣壮年，操心劳体担任您的司马，为您执掌军法，军中没有发生过暴虐邪恶之事，您没有赏我；臣年老之后，穿起礼帽礼服宽袍大带担任赵氏的家宰，使百姓对您没有二心，您没有赏我。这次臣一时丧心病狂参加了内战，您却一定要赏我了。与其因为自己的丧心病狂受赏，臣还不如逃亡去呢！”说罢转身就望外跑，赵鞅赶紧挽留，赏赐的事情也只得作罢。

《国语·晋语九》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赵简子赏之，辞，固赏之，对曰：“方臣之少也，进秉笔，赞为名命，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壮也，耆其股肱以从司马，苛慝不产。及臣之长也，端委■带以随宰人，民无二心。今臣一旦为狂疾，而曰‘必赏女’，与余以狂疾赏也，不如亡！”趋而出，乃释之。

法家思想

晋国是法治思想的策源地。董安于担任司马时，“察阴奸,博谍贼”，使敌间和邪佞之徒，闻至丧胆，不敢作乱。后为晋阳宰，运用“不赦”之法，推行类似后来商鞅在秦国的政策，法治严明。

严厉治事

董阏于担任上地的太守，（有次）他在石岩山中行走时，看见山沟极深，山崖陡得如同墙壁，于是问深涧附近居住的人：“有没有人曾经掉入山谷？”回答说：“没有。”又问：“婴儿、痴呆聋人、发疯的人，有没有曾经掉入山谷？”回答说：“没有。”又问：“牛马狗猪有没有曾经掉入山谷？”回答说：“没有。”董阏于感慨地长长叹了口气说：“我能治理这个地方了，让我制定的法令没有可以赦免的情况，就如同人们掉进山沟里必死无疑一样，那么就没有人敢触犯它，有什么不能治理的呢！” 这段对话表明了董安于在政治上严厉治事的态度。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董阏于为赵上地守，行石邑山中，见深涧，峭如墙，深百仞，因问其旁乡左右曰：“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曰：“婴儿、盲聋、狂悖之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牛马犬彘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董阏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

治理晋阳

董安于治理晋阳时，向蹇老问政。蹇老说：“要忠、要信、要敢。”董安于问：“忠是什么？” 蹇老回答说：“忠于主君。”又问：“信是什么？”回答说：“信于法令。”再问：“敢是什么？”回答说：“敢于得罪人。”董安于说：“有这三样就够了。” 同样，忠诚、信任、敢于得罪人也是董安于的为人之道

《说苑·政理》

董安于治晋阳，问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令。”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