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义政治学是政治学家努力使政治学实事求是、科学化的结果。这一努力肇始于19世纪30-40年代孔德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哲学和方法论。经过发展，实证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成为政治学科学主义的哲学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政治学家主张采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发起了“新政治科学运动”，为行为主义政治学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美国得到了迅速发展，并逐步成为20世纪70年代前政治学的主流。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实事求是的政治学，本质上是政治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革新，其主要特点体现在：其一，主张以政治行为和行为互动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其二，注重政治研究形式和手段的精确化、数量化，因而注重定量研究而抛弃定性研究；其三，强调以经验分析为核心内容的实证性研究，主张政治研究应该是经验性和描述性的；其四，政治学研究应该价值中立，以不偏不倚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得到公正的结论；其五，吸收了大量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政治现象展开多种方式、多种角度、多个层次的研究，构成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学说，大大拓宽了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其六，规定自己的分析任务不在于政治的“应然”，而在于政治的“实然”，因此在政治现实性上，它表现为从技术角度看，怎样进行统治和权力分配，而不是阐明统治为何是合理的。

强调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个体或团体政治行为的政治学思潮的总称。20世纪初萌芽，50～60年代盛行于美国及西方政治学界。广义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包括后行为主义政治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学家发现传统主义政治学未能预测、更无法解释战后世界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化，已有的政治学一般原则对国家政治生活几乎没有影响，政治学理论与实际政治活动严重脱节，政治学发展明显落后于其他学科。于是纷纷检讨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要求变革。与此同时，自然科学和行为科学日益发展，并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科学技术尤其是电子计算机提供了量化分析手段，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为政治学的改革创造了物质条件。行为主义政治学受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和非意识形态化的影响，师承20年代新政治科学运动，作为传统主义政治学的对立面，在美国政府及各种基金会的资助下，迅速兴起并发展起来。

“行为主义政治学”一词是从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一词演变而来。但行为主义政治学与行为主义心理学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只是因为194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群社会科学家为争取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担心“社会科学”一词被误混同，于是借用了“行为主义”这一概念。在此以前，已有很多学者尝试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及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并取得一定成就。1908年，英国政治学家G.华莱士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提出要注重分析人类心理因素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美国政治学家A.F.本特利在《政府过程》(1908)中，运用社会学方法探讨了政治现象和政府行为。20年代，以C.E.梅里安为代表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强调用科学方法研究人性和人的政治行为。1930年H.D.拉斯韦尔发表《精神病理学和政治》一书，对政治行为的心理过程作了生理学的说明。50年代以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影响整个美国及西欧政治学发展的政治学流派。众多行为主义学者在政治学界崭露头角，大批重要的行为主义学派著作问世，较有影响的有H.A.西蒙的《公共行政》(1950)、D.伊斯顿的《政治系统：政治现状研究》(1953)、G.A.阿尔蒙德与J.S.科尔曼合著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及与G.B.鲍威尔（小）合著的《比较政治：发展研究途径》(1966)、K.W.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1963)等。

行为主义政治学没有统一的理论模式，各种学派林立，较有影响的有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西蒙和E.林德布洛姆的决策理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理论，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等，这些具有最广泛特征的理论被称作“一般理论”。还有建立关于本学科理论框架的中层理论，如权力多元论和实证主义理论等。但就基本特征而言，行为主义政治学把政治行为看作政治的出发点和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并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分析；坚信政治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最终可以对政治现象加以科学解释和预测；反对传统政治学将研究重点集中于政治制度，主张从法律、制度的研究转向可加以实际观察的政治行为的研究；反对抽象的规范性理论，认为科学的功能在于解释世界而不在于改造世界。对政治行为的理解和解释在逻辑上应先于运用知识去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注重系统的因果的精细复杂的经验理论的建设；反对宏观地解释历史，反对静态和描述性研究、强调动态化、定量化、科学化方法与技术的使用；反对单科性和一元化，崇尚学科间的交叉渗透，提倡学科的统一；抛弃传统政治学浓厚的道德与哲学色彩，反对为各种现实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法的应用性研究，主张价值中立，倾向于纯学术性研究。伊斯顿曾将实事求是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基本特征归纳为 8项设想目标：规则性（政治行为具有可观察、预测进而实证研究的规律性），验证（政治行为具有的规则性可以被经验把握和证明），技术（强调获取资料进行分析的科学方法，方法本身成为研究的对象），数量确定（观察、记录、分析的过程尽可能量化以取得科学性）,价值（区分价值与事实,研究者应把主观的价值偏好排除在研究过程之外），系统化（政治学研究应系统化，保持理论的一致性），纯科学（强调研究主要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逻辑上的基础，反对关注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实用主义），一体化（社会科学的整体性要求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融渗透）。

行为主义政治学注重方法的研究，将政治过程与人们的行为联系起来，从静态描述转向动态分析，注重系统的普遍意义上的理论建设和科学的预测功能，强调学科之间的协作等。这些主张适应了政治现象日益复杂化、扩大化的趋势，开拓了政治学的视野。在行为主义政治学思潮影响下，新科学新理论纷纷涌现，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生态学、政治人类学、政治系统分析理论、 角色理论、团体理论、 决策理论、精英理论等。行为主义政治学还提出了一套新的政治学概念和范畴，以代替传统的概念和范畴。由于上述特点，行为主义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伟大变革。

行为主义政治学出现后也受到各方面的批评。批评者们认为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过分注重政治的形式，揭示政治内容不够；过分注重方法论，忽视实际问题的研究；过分注重微观分析，忽视宏观理论的建树；过分推崇自然科学方法与技术而排斥历史的哲学的方法;试图排除价值成分，只解释“是什么”，不研究“应如何”；只求解释现实不求改造现实；特别是经验理论带有极大的实事求是因素。这些缺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尽管行为主义政治学指责传统政治学在现实政治面前束手无策，但20世纪60年代国际政局动荡不安，美国内外政治危机的事实证明行为主义政治学同样是不能担负起科学说明并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重任。此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逐渐低落，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