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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思想家,哈耶克亲传弟子

周德伟周德伟

周德伟(1902-1986年),男,字子若,长沙人。经济学家、思想家,哈耶克亲传弟子。北大肄业 ,1933年赴英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继又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所进修。1937年回国任湖南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1940年当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先后在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大学任教授,曾任中国台湾外汇贸易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逝世于美国洛杉矶。译有哈耶克巨著《自由宪章》,其经济理论熔法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研究于一炉,以维新改革、宪政法治为指向。一生思想与实践皆力求以中国传统文化道统融贯自由主义传统。出版有《周德伟论哈耶克》 《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 等。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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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周德伟

生卒年:1902-1986

字:子若

籍贯:长沙

性别:男

主要成就:经济学家、思想家,哈耶克亲传弟子

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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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伟(1902-1986),字子若,晚号尊德性斋主人,湖南长沙人。从小就念经书,儒家根底非常深。 周氏为书香世家,其曾祖母为康熙时岳麓书院山长李文炤之妹,文炤又为周氏所出。周先生早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胡适先生,后转经济系。后在国民政府铁道部任秘书。他很早就加入了国民党,跟从汪精卫,是改组派。汪精卫的军师顾孟余,是周德伟的北大老师,他一直跟着顾孟余,后来拿到铁道部的钱,30岁出国留学, 到了伦敦政经学院。当时英国最有名的教授,一个是哈耶克,一个是凯恩斯。凯恩斯比较偏向于发挥政府的功能,而哈耶克始终认为政府只是起调节作用,社会有自然的力量去平衡。二者最大的分歧是在金融的管理上,凯恩斯认为政府可以多印钞票解决现实问题,哈耶克认为金融应该保持相当平衡稳定的状态。周德伟当时写的德文论文就叫《中立货币论》,认为应该维持货币的量跟现实社会的生产量一比一相配。

周德伟在五四以前已经接触很多新思潮,包括严复翻译的书,章士钊编的《甲寅》杂志等。《甲寅》杂志介绍英的是英美系的自由主义系统,推崇个人和自由,有了《甲寅》的基础,他没有受《新青年》这个系统的影响。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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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预科

周德伟进北大的时候预科修的哲学,渐渐觉得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哲学观念必须与西方进步的哲学、经济学结合起来,不懂经济学是无法治国平天下的。所以后来转了经济系,受顾孟余、陶孟和两个教授的影响深刻。到他30岁的时候,顾孟余发现铁道部有一个奖学金,用以送学生到英国去学铁路建造。他就联系顾孟余,主动要求去英国留学。

留学英伦

周德伟先生周德伟先生

1932年,他去欧洲留学,先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投入经济系主任罗宾斯教授门下。此时,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正在此任教,周先生参加了哈耶克主持的经济学讨论班,仔细研读哈耶克的经济学论述。两年后,周先生转学到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进修,哈耶克继续以书信方式指导他撰写完成了研究货币理论的论文。

回国任教

1937年夏,抗战军兴,公费停发,周先生递交论文后匆匆回国。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应皮宗石校长之邀,到湖南大学任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并与时任文法学院院长的李寿雍创办了《中国之路》半月刊,阐扬民主、法治、人权与市场经济等学理与主张,成为当时一份颇具影响的学术性政论刊物。他的学说得到湖大学生们的支持,在他的影响下,在当时特殊的时代氛围中,湖大文法学院的学生显得特立独行。1944年,他移席中央大学。1946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长,致力于消除帝国主义在海关事务中的特权和影响,恢复中国主权。

奔赴台湾

1949年去中国台湾,任外汇贸易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推动外汇贸易改革,引导台湾顺利融入世界经济,建立市场经济架构,为台湾经济的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赴台后,周先生还兼任台湾大学教授。

去了台湾的周德伟把《通往奴役之路》介绍给殷海光与胡适,由殷海光翻译并在《自由中国》上连载,此举引起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反思,胡适就曾发表《从〈到奴役之路〉说起》,公开忏悔自己从前的一些主张。

秉持自由主义

1969年退休,1975年赴美定居。虽然晚年常为疾病所折磨,但他仍在夫人辛勤的扶持下,翻译完成了哈耶克八十万字的巨著《自由宪章》,并撰写了许多将西方自由哲学、法治思想、功效哲学与中国儒学作深度对话与讨论的文章

周先生一生秉持自由主义立场,在台湾官场并不得意,也时常受到特务监视。他在台湾的寓所紫藤庐,是当年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聚会的大本营,殷海光、徐道邻、李敖是这里的常客。他的儿子周渝曾回忆父亲在紫藤庐的客厅里或饭桌上用热情洋溢的湖南口音面对前来探访的朋友、教授或大学生们纵论国家大事、历史教训或是艰深的学术哲理,并经常开口大骂蒋介石(在湖南口音中听起来像是‘蒋该死’!),或者痛责当时政坛中的某些官僚。紫藤庐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处市定古迹和一处极具历史意义的文化地标。

爱护学生

周先生嫉恶如仇,对青年学生却倍加爱护。湖南省当局某次“清共”,逮捕了不少湖大的左派学生。已兼任国民参政员的周先生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出面保释这些素不相识的学生。主管当局对他说,这些都是共产党!周先生却对他们说:“这些都是年轻无知的孩子啊,那里是什么共产党!”由此可看出周先生秉持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爱护年轻人的宽宏胸怀。他家中悬挂的字画经常更换,但有一幅字绝不换下,那是他请稚晖先生书写的中庸名句:“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他的道德学问赢得了学界同仁的尊敬。1944年,湖大校内有人不慊于他,设计倾陷。中文系教授杨树达先生首发其谋,且攘袂而起曰:“周君国之珍宝,若遭陷害,余必与之共死生。”以名学人而为侠烈之行,益为时人所推重。

眷恋湖大

周先生十分眷恋在湖大任教的那一段经历,不仅因为那是他开始以在外国锻炼成功的思想系统来教授学生的开端,也是他写出返国初期最精悍最有光辉的文章的时期。后来,台湾组织编撰《中国大学志》,周先生撰写了《国立湖南大学志》一文,系统介绍了湖南大学从岳麓书院、时务学堂衍绪而来的历史,他动情的写道:“人称大学历史悠久者,动曰牛津,曰剑桥。牛津可征之史实,当自西历1133年巴黎神学家卜伦来牛津讲学始,再历一百年方由宗教及神学扩及于文哲各科;剑桥则自十三世纪方具大学雏形。迄1800年,西方各大学入学资格仍低,凡略谙本国文史者即可入学,经济学鼻祖亚丹斯蜜以1737年入格拉斯哥大学,习道德哲学,时年仅十四。盖当时大学不过由若干书院(College)组成,尚无现代之分科也。西方人士既竞以中古之书院比附于大学,其大学构成之要素,不过超越宗教及神学之范围进入一般学问之研究而已。以彼例此,则国立湖南大学既由岳麓书院递嬗而来,其校史当起自岳麓书院成立之时无疑,而为世界历史最悠久之大学。”其拳拳爱校之情溢于言表。

自拟名联

晚年周德伟先生晚年周德伟先生

“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这是周德伟先生自撰的名联,既有对知识分子以启蒙天下自任的警惕,更有对统治者以功业自傲而荼毒百姓的批判。这幅由湖南耆旧、1951年后在台湾任“总统府资政”的赵恒惕书写的对联,高悬于台北紫藤庐楼下客厅,在海峡两岸知识界传诵多年。无论赏叹还是反思,“文章”与“功业”自是触着百年中国人最为痛苦的情结。

对“岂有文章觉天下”,尉天骢先生认为指胡适一派自由知识分子以文章救世自居,而李敖则说周德伟自言此句是指他自己。以周先生的思想与襟怀论,应该包括他与胡适在内曾以思想启蒙为己任、服膺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内心的自我反思。

出版回忆录

2011年,周德伟先生的回忆录《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在台湾正式出版,凡二十章,写至任国立湖南大学经济系教授为止,为研究湖大经济学教育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史料。

周德伟认为:“成功的自由社会在一甚大的范围内,乃接受传统、尊重传统并导传统于发展之途的社会。” “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这是周德伟六十岁时的自度联。

生平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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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 出生,为湖南长沙人。

1915年春 插班进长沙县立第六高等小学三年级,是年冬季毕业。

1916年秋 考入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亦名长郡中学),就读。

1919年 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四年级肄业。

1920年秋 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24年 离开北大。(据周先生自云,“没有读完就离开”了北大)

1924-1933年 “流浪了九年”。(周先生自云)

1933年夏 以公费赴英留学,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所;参加哈耶克主持的“货币理论及经济循环”研究班。

1935年 转到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攻读。

1937年7月 中日战争爆发,公费停止,论文交社会科学院学报发表,即行返国。

1937年夏 回国,任国立湖南大学教授兼政治经济系主任,讲授奥地利学派,并与李寿雍创办《中国之路》半月刊。

1940年 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2年 转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

1946年 奉派,担任中华民国出席国际贸易会议代表团代表。

1950年冬 随国民政府搬迁来台。

1951年冬 在寓所紫藤庐发起学术聚会,每两星期一次,参加人士有张佛泉、徐道邻、殷海光,及台大若干研究生。

1954年 致信胡适,谈哈耶克《到奴役之路》。3月5日,胡适在《自由中国》酒会上作《从<到奴役之路>说起》的谈话。

3月21日晚,宴请胡适,并深谈。

1954年 作《人文现象的理解》。

1954-1967年 与屡次来台访学的哈耶克交流。

1974年 译完哈耶克著作《自由的宪章》。

1975年 作《当代大思想家海耶克学说综述》。

1986年 逝世于美国洛杉矶。

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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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渝先生周渝先生

儿子:周渝

出版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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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德伟论哈耶克》《 周德伟论哈耶克》

《周德伟论哈耶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达尊堂记学》

《哈耶克学说综述》

《金融平衡论》

《中立货币》

《人文现象的理解》

《纸本位下的国防支付理论》

《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出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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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伟论哈耶克

作者名称 周德伟

作品时间2005-11

《周德伟论哈耶克》是一本于2005年11月1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

作者名称 周德伟

作品时间2004-5-1

《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周德伟。

人物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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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笔惊风雨》《落笔惊风雨》

《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周德伟 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人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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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读《甲寅》

中学时的周德伟喜欢读章士钊编辑的《甲寅》杂志,《甲寅》上的文章多文言,但杂志上对法治、宪政、人权的讨论在当时则是第一流的。周德伟曾回忆道:“自读了《甲寅》之后,我得了人民保障自身权利的观念及白芝浩、戴雪著的制度及宪法上的主张,又得了人民授权政府的观念及保障人民的出庭状的办法。”

不读《新青年》

《不读〈新青年〉的周德伟》,是邵建写周德伟的第一篇文字。他之不喜欢《新青年》,乃是邵建个人欣赏他的触点。 该文2009年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时,已逝的前主编成露茜女士在“编辑室手记”里说:“提起‘五四运动’就不得不讲到《新青年》这本杂志”,因此在接到文章时,“的确愣了一下:居然当时还有不读《新青年》的‘五四’人!”这“一愣”一“居然”,颇可玩味。一份杂志读与不读本两可,然而轮到《新青年》就“居然”起来,潜台词莫非是怎么可以不读。然而,这正可见周德伟在当时乃至今天的殊与异。“《新青年》给时代影响甚大,但我不大喜爱,我嫌《新青年》的文笔太泼辣……”读过周氏自传,可以发现,周德伟不喜爱《新青年》,委实还有他没有说出的缘由。

不入马会

1921年,邓中夏罗章龙邀余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李大钊教授主持。余思入会研究也未尝不可。一日,邓中夏来访,请余每周去长辛店讲课,余曰:“余读书之不暇,何有时间去教书。“邓曰:“无阶级意识乎?”余受儒书及心理学之影响甚深,乃曰:“余只知个人方有意义,阶级乃一集体空名,不能衣,不能食,不能思考,何来意识?”遂退出。

后来周德伟借孔子的话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就是本,没有我自己,一切都没有了。”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价值选择中,他选择了个人主义。而这正是自由主义者的价值判断。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个人是关于自身事务的最好的裁判者。”

尊崇法治

已读了英国宪法及若干法理学、社会学、哲学的周德伟,知道民主必建基于法治之上,只有法高于一切(The Supremacy of Law),没有领导人物高于一切之理。周德伟认为法的主旨是保障人权,人权就是“个人自由”,孙中山反说中国个人自由太多,而以公权(Civil Right)解释为民权,将政府的政权(Political Power)解释为“能”,政府万能,人民为阿斗,此一主张何能达到民主法治?

师从哈耶克

1930年代,周德伟通过铁道部公派留学,进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出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们大都是拉斯基的学生,但周德伟似乎对拉斯基不感兴趣,他更青睐哈耶克。在回忆录中,他写道:“余自入研究所后,选择哈耶克为指导教授,对彼所主持之讨论班从未间断参加,仍每两星期访罗宾士一次,报告学业。对负盛名之拉斯基(H.J.Laski)、汤纳(R.H.Tawney)及希克斯(J.R.Hicks)等人,在课业外各仅会谈一次。”

主办中国之路

任教湖南大学期间,周德伟还曾主办刊物《中国之路》,系统论述自己的主张。他曾回忆道:“在《中国之路》上,余每期均有文章数篇,忆第一篇为《法治之路》,主旨在反对独裁政制,师英人休谟、析尔克、白芝浩等之说,重法治下之个人自由。第二篇为《自由之路》,本古典学派亚丹·斯密山及近人米塞斯及哈耶克之说,力主自由企业发挥个人之创发力。时余已熟知哈耶克之初期著作,对于其集体主义之经济,凡反驳社会主义之论据尤为娴熟。”

电话里骂小蒋

周渝讲过这样一段,监听周德伟家电话的特务听久了,有一天见到周渝母亲时,悄悄递话:告诉你们家周先生,别再骂小蒋先生了(指蒋经国),尤其不要在电话里骂。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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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伟在政治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经济上是一个市场主义者,文化上却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邵建)

周德伟先生周德伟先生

在国家公共领域,周德伟一生奉持英美自由主义的法治制度;但在私人生活领域,他一生抱守的却是传统儒家的做人准则,包括侍奉父母的孝亲。中西两种文化,在周德伟身上体现出一种最优美的组合。(邵建)

如果追寻民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周德伟则是绝无仅有的一位。纵观民国知识分子,如果我们找寻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似乎可以从严复—梁启超—《甲寅》时代的章士钊——周德伟找到一点依稀的思想脉络。而这,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正途。(林建刚)

他很早就知道整个政治经济学是以经济学为基础展开的一套学问。中国儒家有很好的观念,可是治国的方法已经完全落伍了,要治国一定要懂经济学,很可惜民国以来没有什么人懂真正的经济学。我父亲早年在台湾写的文章总是很孤独,他的书搞哲学的人看不懂,因为他们不懂经济学,搞经济学的人也看不懂,他们不懂哲学。而他的经济学本身不止是经济学,是一套很深刻的系统,它来自西方最精华的苏格兰自由主义传统。(周渝)

在周德伟身上,兼有多种身份象征:民国历史风云的亲历者和坚定的宪政自由主义者、老牌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长于慎思与精算的技术官僚、终其一生不改其志地服膺中华儒学道统的思想家与践行者。

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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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伟曾回忆说:“《新青年》给时代影响甚大,但我不大喜爱,我嫌《新青年》的文笔太泼辣,分析及陈述不如《甲寅》及严氏译述之精密而有系统”。

周德伟先生晚年撰自传,并说:“我不写国民党史,国民党将永无真史!”虽然“我只能就我的接触,写出片断的真相。但此片断的真相,多为世人所不知,所以不失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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